先有大直沽，后有天津卫。

金代末年，为保障中都及漕盐储运的安全，约在贞祐二年（1214年），在三岔河口建立了“直沽寨”。因此“直沽”二字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的名称，直沽寨则是天津最早的建置。

据史料记载，天津白酒酿造业早在元代初期(元至元十九年1282)试行漕运（南粮北调），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启碇，飘洋过海，从大沽口进入大直沽，再改换内河粮船，往运河运到大都（今北京）。大直沽则是由南而北长途贩运粮食的重要港口。元代《接运海粮官去思碑》刻着这样的字句：“直沽素无佳酿，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。”这就说明早在元代初期天津已能造酒了，只是酒造的不够好而已。但大直沽是北方造酒的最早地区却是无可非议的事。当时叫“烧酒”，酿制的高粱酒叫白干烧酒。

作为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的天津卫，对我国北方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百业俱兴中，酿酒业方兴未艾，“御河之水”成为酿酒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。“天津卫”号称“七十二沽”，其中，大直沽不仅成为漕粮转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，而且是天津经济、政治、贸易、文化等中心，引得达官贵人，一方富贾，风流雅士，文人墨客云集在此。

《天津诗钞》其一曰：“天妃庙对直沽开，津鼓连船柳下催。酿酒未终舟子报，柁（舵）楼黄蝶早飞来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妃庙所对的大直沽地方，漕船在柳下河边都挤满了，还没等新酒酿好，舟人就以黄蝶飞至卜得神仙要来吃酒。看，连神仙都等不及了，可见直沽酒的诱惑力有多大。

由于直沽白酒以小麦、大麦和豌豆制曲，高粱为主要原料，在“粟贵生齿繁”、“贫者难糊口”。

清乾嘉诗人唐芝九《各色酒》中，才给直沽酒以全新评价：“茵陈玫瑰五加皮，酒性都从药性移，还是高粮滋味厚，寒宵斟酌最相宜。”高粮就是高粱白干酒。天津的“直沽老白干”已被诗人所承认了。更后，诗人崔旭在《津门百咏》中更说得直接了当：“名酒同称大直沽，香如琥珀白如酥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酒量越流越涌，酒香越飘越远。《天津志略》载称：“天津烧锅最盛时多达二十七家，大直沽竟占十六家。”又说：“天津酒业尚称发达，大直沽一带尤为最富之区，所制白干酒质高味醇，世称佳酿。”此后，大直沽白酒不仅站住了，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，酒量越流越涌，酒香越飘越远。除在本地销售外，还依靠汕头帮、福建帮、广东帮、上海帮运销各地。鉴于直沽高粱酒质优价廉，便争先来大直沽聘请酿酒技师为他们建造酒厂。如厦门商人聘请了富有酿酒经验的技师刘金凯，在厦门开设了晋源酒厂，专门从事生产白酒；另一位酿酒经验丰富的周洪有，受聘到新加坡郑绵友酒行；还有一位经营酒业的李凤桂，受聘到新加坡乾源酒行。随后，义聚永的经理来到香港和新加坡，拜会当地华侨的知名人士，听取他们品酒的意见，大作宣传。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，香飘万里。后又相继打进美国的旧金山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国。

痛心的是大直沽白酒在发展中受到极大的挫折。先是军阀混战，使生产调敝，市场购买力下降影响了酒的生意；后是日本侵略军的侵占，粮食奇缺，造酒相当困难。大部分在八年抗战期间倒闭；再后是抗战胜利，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，物价飞涨而又洋酒大量倾销，大直沽白酒已是奄奄一息，濒临绝境。

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，随着全国政治、经济形势发展，国家对不同经济类型工商业实行多种扶植发展政策。

据“天津酒业公会”资料记载，解放后开业会员共十户，即：义聚永、义丰永、同聚永、广聚永、同丰永、春泰永、裕庆永、永丰玉、裕丰永、广兴居等。1949年5月开始，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天津分公司对酒业的制造和经营，行使管理职能。面对历史遗留下来支离破碎的酿酒业，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发展需要，遂于1951年由国家专卖总公司投资287万元开始兴建“天津酿酒厂”，在周密勘察、测试调研基础上，选定北运河与大清河岔口处丁字沽（西沽附近）为厂址，意在汲取地下优质水源，以酿美酒。